米乐·M6绿化是建筑室内外景观设计最常用和最丰富的设计元素。近年来，植物栽培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绿色植物的生长范围更加宽广；屋顶种植和室内种植的发展，使得建筑和绿化的融合更趋全方位和立体化，建筑内部空间的营造也更趋人性和丰富。在对建筑的观赏和体验中，要经历三个过程：建筑室外空间景观、建筑本身、建筑室内景观。建筑的室外景观环境对建筑本身而言是一个相对宏观的观察范围，最先进入人们的感知领域，对建筑整体形象影响最大。建筑室内是人停留时间最长的场所，室内景观同人最为接近，因此对人们的活动和心理感受影响最大。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丰裕，建筑室内景观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室内园林的出现不仅是现代社会自然环境衰退、生活压力增大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生活日趋富足进而追求生活质量的结果，同时也是科技发展的结果。绿色是把高度程序化生活中的人同大自然联系起来的心灵符码。当然，空间性质、大小，人们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变化和栽培技术的发展使室内绿色植物布置的特点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图1）[4]。
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巧妙互借和融合而显现出的整体性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精髓。植物历来是文人造园表意的主角，在传统文人逸士的私人园林中，植物的选择极大地反映了他们的意趣。精心配置的蓊郁花木配以意义精到的楹联匾额，使人产生无限遐思和美妙想像，为园林增添了非凡的自然魅力和人文魅力。
在人们有意识地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从同一性关系逐渐发展为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认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自身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当然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但在这种初级的人与自然界的意识中，人们同自然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动物式的服从意识，而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则表现在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狭隘关系的相互制约，以及对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一现象的意识③。而建筑环境设计思想作为一种意识也必然遵循主观意识发展的规律，经历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建筑师还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利用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来帮助减少建筑废弃物的排放量，改善建筑局部的微气候条件，从而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减轻建筑物的环境负荷，以达到建筑生态化的目的。
19世纪80年代，屋顶绿化就在欧洲得到广泛应用。对上百万m2的绿色屋顶的研究表明，借助于绿色植物对CO的抑制而释放出更多的O，城市空气质量将得到改善，所谓的城市“热岛现象”也可以通过大面积植被吸收太阳紫外线而得到缓解。在一些易受洪水影响的地区，绿化屋顶通过其保持雨水的能力可以控制暴雨雨水流量的70%～100%[5]米乐·M6。在日本山口县最近建成的“未来住宅”（图4）[6]中，色彩绚丽的屋顶植物和周围景观融为一体，创造了与环境共生的建筑立体景观。绿化屋顶良好的保水性不仅同该地区雨水丰沛的气候特点相呼应，有效保证了地域的保水机能，而且其较好的蓄热性也使空调负荷得以降低，减轻了环境负荷。立体绿化系统，作为建筑有效组成部分，确保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延续。另外，皮亚诺为自己设计的工作室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验室（图5）位于可以俯瞰山谷的陡峭悬崖上，从很多方面来说是其建筑思想的登峰之作。工作室为具有双层玻璃屋面和玻璃立面的轻钢结构，遍布室内各个角落的绿色植物被全透明的玻璃围护，与整个地域景观水融，使整幢建筑看上去像一座适宜居住的大温室。建筑内倾泻着柔和的阳光，植被和交往空间得到有效地组织，它们相互穿插、渗透和融合，创造了一个完全植根于并归属于环境的建筑空间。在这里，绿化成为整个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个建筑从内部到外部都被绿化所包裹。对于皮亚诺来说，这个工作室是他一贯秉承的建筑精神的代表之作：“技术不应该破坏自然，而是应该帮助我们生存；空间不应该统治一切，而是应该令所有在里面工作的人感到愉悦。”
另外，屋顶花园也并非现代建筑发展的产物，它最早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2000年位于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亚述古庙塔；当然最为出名的是被视作“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古巴比伦国王的“空中花园”（公元前604～562），它是为帝王的享乐而建的。但其后2500年间大型屋顶绿化一直极为罕见。
建筑是静态物，它的形式也是静态的米乐·M6。建筑的静态造型为动态提供了参照系，建筑内部和其周围存在的最普遍的“动”，除了人的活动外就是周围环境景观四季、昼夜的变化。1863年，美国奥姆斯特德提出了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观念。《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的作者伊恩·麦克哈格是第一位将生态概念引入建筑设计的建筑师。
今天，“生态学”（Ecology）这一用语早已超越了海克尔的用法①，其含义更为广泛。Ecology以绿色为象征，而绿色又是自然界植物的象征。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然与绿色植物的强烈认同感与亲近感及其带给人类的安定感，使得绿色植物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营造活动中始终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尤其是在生态环境备受关注的今天，绿色植物更是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融入建筑设计和建筑环境，扮演着生态要素的重要角色。
（3）绚丽变幻的色彩色彩最能引起人们的情感联想，绿色植物千变万化的色彩更增添了建筑空间的迷人魅力。春季欲滴的青翠、夏季蓬勃的盛绿、秋季灿烂的金红、冬季寂静的冷绿，使建筑造型和空间环境在一年四季变换出生动的表情，带给人们层出不穷的心理和视觉感受。
不同种类的绿色植物因其姿态、生长特性的不同常被人们赋予独特的个性和品格，从而表达出一定的文化特色和精神内涵，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纵观各个时代的建筑文化，都能觅到植物被赋予神圣象征含义的踪迹，并且它们所具有的含义往往取决于人们在时间和社会变迁中对其的评价，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因素和个人经历，其内容复杂地盘绕于个体和人类发展进程之中。
“建筑仅仅是环境的一个部分，建筑美从整体上说是服从于周围环境的。”[3]建筑作为稳定的不可移动的具体形象，总是要借助于周围环境恰当而和谐的布局才能获得完美的造型表现。绿色植物的季节性变化和易修剪的特点使其在营造建筑外部空间环境中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1）独特的地域景观建筑的外部空间环境不仅同建筑形象有关，而且同建筑室外绿化景观密切相关，空间环境的特定性是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重要特征。生长环境和民族文化喜好的不同使各地域的自然植物景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而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结合，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景观。虽然现代资讯共享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的日渐趋同，使建筑风格的同化现象不可避免，但迥异的建筑室内外绿化景观却为城市面貌带来迥然不同的人文视觉景观，这种不易消融的特点使其成为一幢建筑或一座城市最不易磨灭的印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建筑与环境设计思想的另一大发展在于，建筑已经成为改造环境的一个契机。建筑师对建筑基地的原生环境日益重视，并将之列入建筑设计的内容之中；有的还将恢复和改善建筑基地的自然状况、绿化环境作为建筑的目的之一。安藤忠雄无疑是这方面的先行者。2000年在大阪湾淡路岛东北岸建成了“淡路梦舞台”（图6）[7]，在其规划中安藤忠雄明确提出“要建设米乐·M6，先种树”的方针，而县政府也在委托安藤忠雄的同时成立了绿化专家委员会，探讨恢复植被的方法，于是1994年就开始了24万株苗木的栽种工程。“淡路梦舞台”的设计从整治建筑环境着手，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治愈山体开采留存的伤痕，恢复和彻底改善山体的生态环境，安藤认为：“环境破坏的结果，不仅在于对自然的直接侵蚀，更在于剥夺了人们心灵中保存的美好的历史性记忆。时间不可能倒流，因此必须探求一条与自然共生的道路，因此，首先应该在恢复自然意识上着眼改革。”这种建筑设计思想在建筑设计着眼点和目标上的转变暗示着建筑设计与绿化景观关系质的跳跃。所有这些都表明建筑绿化已经从原先单纯的营造建筑空间氛围的束缚中挣脱出来，逐渐向建筑中生态要素的角色转变，并且这种生态性的衡量指标已经开始被量化⑤。至发展成为建筑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创作就是将一个新东西介入旧环境，这显然使得建筑成为一次改造环境的契机，而现代科学技术和栽培手段的发展使得绿化与建筑的融合这一建筑设计思想有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2）四季更迭的形与影绿色景观四季变幻的姿态、颜色、气味和随风飘动的秀影使建筑外部空间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其微妙的动态变化使原本凝固的音乐也变得灵动起来，并在各个季节呈现出不同的丰姿和魅力。绿色景观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不仅为建筑创造了绚丽多变的空间环境，而且架起了人与自然交流的桥梁。其或优雅、或自然、或绚丽的外观自然而然成为建筑空间的延伸、呼应和限定。
内容摘要绿色植物作为自然环境的代表，其生态效应、视觉感受和人文景观渗透和影响着人类生活和建筑环境的方方面面。近年来，栽培技术和环境思想的发展使建筑设计中环境要素的地位日渐突出，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建筑与环境的互动成为21世纪建筑设计思想的新探索和新方向。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米乐·M6、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1]环境问题是一个复合而复杂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可变性也就决定了“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1]。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2]，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自然界所馈赠的给养；同时，自然界也只有被纳入到人的生活轨迹中，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要素。人类的建筑活动作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但同时又必须兼具审美意识和精神情趣。而地面绿色植物系统作为功能最复杂、结构最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一，一直同建筑有着最为广泛的联系。
而屋顶栽培中，比较早的例子是藤森照信的“韭菜住宅”（1995年获第29届日本艺术大奖，图2）。藤森在设计中追求自然与人的“寄生”关系、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微妙平衡点，而“自然素材”和“手工痕迹”与“绿色”是同等重要的课题：目的是利用自然素材的非均质性、偶然性和变化的微妙性，使建筑生出耐人寻味的品位。如果说“韭菜住宅”仅仅是设计者对打破绿色与建筑关系之间固有关系的一种尝试，仅仅是以自然素材包裹现代技术的一个开端，那么“蒲公英之家”（图3，藤森照信、内由祥士设计），则将这种包裹发展得更为严密和淋漓尽致——绿化不再简单、安分地仅限于屋顶，蒲公英成为住宅立面的主角，种植在屋顶和墙壁上的蒲公英“从石饰板间探出头来摇曳着春天”。这种为了寻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不仅可以看做绿化与建筑由寄生关系到共生关系的发展，而且这种探索也可以看做是对未来建筑的一种发展方向的预示，暗示着建筑绿化已经走向立体化和生态化。
在对绿色植物的喜好和选择上，各地区存在由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条件、心理素质和历史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地区和民族差异。很显然，在对植物所代表的自然环境的认同中不能排除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作用，因为美不仅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人化自然”的产物②米乐·M6，也是人脑思维活动的结果。同时也正是由于人与植物之间这种超功利情感关系的存在，使得绿色植物从来就是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讲究顺从自然、依附自然。儒家的入世之境、道家的自然之境、佛教的出世之境三家美学思想的相互揉合，使中国美学思想变得更加丰富和深沉，合流之后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建筑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春秋时著名思想家老子就提出“道法自然”，已朦胧地意识到人的行为要尊重自然规律。建筑作为社会文化取向的物质形态表达，很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点，例如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私家园林：室外空间中建筑与自然元素的组合极为精妙，形成相互掩映的多变化、多层次的空间效果。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性使中国园林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含情至深，“深在思郅，妙在情趣”④。在这种朴素的建筑环境观中，虽然不乏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及对环境的尊重，但这种质朴无华的自然方式是非系统和非理论化的，不是具有明确生态目的自觉行为，而是一种为生产力水平所限、为获得较好生存条件而进行的潜意识的自发行为。
